“……根据《刑法》三百五十八条之规定，组织卖yin罪是指以招募、雇佣、引诱、容留等手段，纠集、控制多人从事卖yin活动的行为。但被告人xxx并没有实施招募、雇佣、强迫、引诱等手段，更没有控制多人卖yin。”
一位西装笔挺的男律师看着笔记本电脑屏幕，从容地念着辩护词：“……被告人是否参与涉案卖yin人员的管理或控制行为，具体表现为参与卖yin场所的经营或管理，……；也可以表现为对卖yin人员的直接管理，……”
“……被告人xxx在犯罪团伙中负责的是收款和签价格单，其没有在犯罪集团或者卖yin场所进行组织或者管理活动，……故，被告人xxx的行为不构成组织卖yin罪，而应当认定为协助组织卖yin罪。”
一位身着律师袍的女律师手里拿着几页辩护词，抑扬顿挫地发表着她的辩护意见，“……被告人xxx并没有实施组织卖yin的故意，根据被告人自己的供述与证人xxx、xx、xxx的证言，xxx向被告人租了房屋，给卖yin人员从事卖yin活动，且向女票客收取费用的也是xxx，被告人向xxx收取的是房租费、水电费等，并不是犯罪团伙的分红或工资。”
“……被告人没有对案涉卖yin人员实施控制行为，没有招募、召集卖yin人员，没有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迫他人从事卖yin活动，没有发起、建立……”
“……被告人xxx主观上没有组织卖yin的故意，客观上将自己的房屋租给他人从事卖yin活动，所以xxx构成容留卖yin罪，而非是协助组织卖yin罪。”
一位戴眼镜的中年男律师看了眼自己的辩护词，平静地说道，“我赞同公诉人的量刑意见，本案中被告人有自首、初犯偶犯、认罪认罚的情节，请求法庭对其从宽处理。”
“我赞同被告人xxx的辩护人发表的第三点辩护意见，”一位年轻女律师面无表情但声音沉稳地说道，“此外我再补充两点，第一，根据刚刚庭审中，被告人xxx、xxx的供述，被告人xxx参与了20xx年x月xx日的那一起打架事件，但他并没有持刀砍伤xxx……这与xxx本人在公安机关的供述和刚刚庭审中的供述是一致的，能够相互印证。”
“……被告人学历低、法律意识淡薄，导致了犯罪。但其在到案后如实向公安机关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认罪态度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被告人xx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罪行，积极配合调查，主动退赃，并自愿认罪认罚。辩护人认为其再犯的可行性不大，再次投放到社会中不致再危害社会，恳请合议庭对被告人从轻量刑，给其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
“……20xx年x月xx日，被告人xxx经xxx公安局电话传唤到案，如实供述了自己的全部犯罪事实，积极配合了公安机关的调查，没有任何逃避责任的行为。在刚刚的庭审中，也如实供述，前后交代一致，没有翻供表现，系自首。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之规定，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辩护人请求合议庭酌情对其从轻处罚。”
姜海蓝竖起耳朵认真听着各位辩护律师的辩护意见，头也不抬地往庭审笔录上记录着。
她自然没有那个记忆力和手速，能将辩护律师们的辩护意见一字不漏地写下来，只能“归纳总结”了。
不过开这种参与的辩护律师多的庭审，听大家发表辩护意见，多少是能够学到一些新的东西。
她这边记录下来，以后她在承办案件时，可以直接运用。
“……公诉人指控被告人xxx涉嫌敲诈勒索罪，辩护人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xxx具有敲诈勒索的行为，公诉人指控xxx犯敲诈勒索罪的事实不仅无直接证据证明，且间接证据也无法相互印证，全案证据没有形成完整证据链，不足以排除合理怀疑，达不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
“第一，被告人xxx没有强行索要他人财物的意图，……”
“第二，本案只有被害人的证言，……”
“第三，公安机关提供的……”
“……综上所述，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xxx构成敲诈勒索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法律的规定，依法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
天幕之下，一直就想看律师和公诉人明面“交锋”的人们可算是满意了。
这次庭审的辩论总算是没有像姜海蓝之前承办的那些刑事案件一样，“将问题解决在庭审之前”。
律师们充分发表着自己的意见，反驳检察官指控的犯罪事实，反驳检察官提供的证据。
这个晓之以理，那个动之以情，这个绵里藏针，那个针锋相对，……
不过比起很多大臣、学者吵架时阴阳怪气、骂人祖宗，乃至动手，天幕上的律师们实在是过于文明。
明朝位面。
“其实也还是看证据，”刘基右手摸着下巴，“如果公诉人指控的犯罪事实都有足以形成完整证据链的证据，律师说什么都没用。”
但如果公诉人提供的证据有问题，律师当然要抓住这一点来打。
毕竟你证据不足，确实不能排除合理怀疑，认定这件事就是被告人做的，认定被告人确实干了这种事。
证据不足还要判被告人的刑罚，那岂不是会冤枉无辜？
……不过看他们的表现，若是事实能够认定，但证据不足，是不是也不会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刘基若有所思。
“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做了某件事，就不能以此追究他的刑事责任。”李善长想了想，“但若是，证人、其他被告人所说的话，能与被告人所说的话互相印证，那就可以认定被告人没有做某件事？”
比如案件中，被告人说自己参与了打架事件，但没有持刀伤人。
他的这种说法得到了其他人的证实。
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中如果没有像“监控录像”那种录到被告人持刀伤人的明确证据，要认定被告人确实做了这件事，还是比较困难的吧？
这也是证据不足啊。
朱标执笔往摊开的白纸上快速记录着一些他认为有意思的观点，边写边不时点评几句。
“组织卖yin、协助组织卖yin、容留卖yin，但从词语来看很好理解，但在‘司法实践’中，并不是像一是一、二是二那样能够简单区分。”
“……原来如此，有用‘司法解释’对一些容易混淆的词语、观点进行解释。”
“不过法律如何运用，确实是个人有个人的认知，感觉他们说得也很有道理，那么，检察官会如何反驳呢？”
……
朱元璋瞥了一眼自问自答、旁若无人的朱标，没有叫他。
这时，朱樉好奇地问道，“怎么有些律师长篇大论，有些律师就说了几句？还说赞同公诉人的意见？”
朱元璋随口答道，“你没看到长篇大论的都是收了钱的，说几句的是援助律师且庭前签了认罪认罚具结书？”
朱樉：“啊？是吗？”
朱棢皱起眉，“我怎么觉得这个律师说的……也不是说没有道理，但是以前有个案子，那个案子的检察官不是说过这种观点不能作为从宽的情节吗？这个律师是不知道，还是怎么样？”
朱元璋脸上没什么表情波动，“没有人规定，律师发表的辩护意见一定有道理，一定符合法律规定，一定能被采纳。”
毕竟只是律师的“辩护意见”，人家没有保证人家讲的就是最后判决书的“本院认为”。
朱棢：“哈？”
朱棣突然开口，“我刚刚就想说了，坐在第一排右数第二位的那个律师，他在开庭时居然可以开着电脑？”
辩护律师的桌子上安装了一台电脑，但那台电脑是同步书记员的电脑，给律师们看书记员记录的辩护词，方便在书记员记错时及时指出来，让书记员修改。
可这次的案件中，那位律师竟然自己携带了一台“笔记本电脑”，且在庭审中全程开着电脑，还不时敲键盘在修改着什么。
朱棣很是不解。
感觉天幕上的人似乎很守规矩和秩序，但有时候又感觉他们比较随意。
宋濂看了一眼，猜测道，“虽然看不清他的电脑屏幕上的内容，但他刚刚念辩护词时，是看着电脑念的。所以，律师开庭时也是可以携带电脑，看卷宗、看证据、看代理词或辩护词吧？”
他能用电脑记庭审笔录。
他能根据庭审过程，直接修改他原本写好的辩护词，而不是像姜海蓝平时一样改在打印好的纸上。
“能携带自己的电脑开庭，是比携带纸笔开庭要方便得多。”宋濂感叹道。
且法官也好，法警也好，都没有人阻止他，可见他们就是可以携带电脑出庭。
真好啊，我也想带着电脑来“上班”。
朱棣：“……确实。”
姜海蓝写字速度再快，也比不上人家直接用电脑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