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车到达娄底时，天还没亮透。我和朋友下车走在了大街上。大街上空空荡荡，我们之外，惟有几个环卫工人在认真清扫街面，目之所及，洁净无比。
对了，当时我们正在剥橘子。朋友剥完橘子后，将手中的橘子皮很随意地丢在了地上。橘子皮扔在洁净的街面上，就如姑娘白净净脸上一块雀斑，特碍眼。我看不过去，回转身捡起朋友扔的橘子皮，再走几步扔进人行道上的果皮箱里。我说你就忍心糟塌环卫工人的劳动成果？朋友不好意思地笑笑，说对不起，习惯了。不过，在我们这样的小地方，没几个人会这么想。
朋友说得太对了，的确没几个人会这么想。换一句话说就是：没几个人懂得尊重别人，没几个人懂得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当我们办完事再回到大街上，仅仅两个多钟头的时间，娄底街面上已是脏乱不堪，过往行人很少有将手中的瓜壳废纸扔进果皮箱的，几乎都那么随手一甩扔在了地下。
尊重别人，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在现代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这是最起码的社会常识。而在我们这里，却像文革后的“你好！”“对不起”“没关系”一样，还需要启蒙。因为在尊卑贵贱观念根深蒂固的中国，很多人至今还没有“尊重别人”、“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这个概念。
“尊重”这个词绝对不是舶来品，很多人都懂得这个词的含义。问题是看对什么人，比如地位身份相仿的老爷少爷小姐太太之间，同级别的官员之间，普通同事朋友之间，同学战友之间，看上去还是互相尊重的，但那多半出于应酬或与利害相关。而官员对百姓，上司对下属，经理对职员，老爷对下人，长辈对晚辈，老师对学生，富人对穷人，身份体面点的对身份不怎么体面的，居高临下，似乎就没有尊重的必要了。
当然，好些大城市市民早养成了不乱丢果皮纸屑的良好习惯，但这种习惯是“违者罚款”逼出来的。政府出台罚款条例，也多半出于维护城市形象和减少环卫方面开支的考虑。无论政府官员还是普通市民，都很少有人去考虑尊重谁的劳动成果。
革命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国家主席和掏粪工人都是为人民服务。这话是由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说出来的。后来成为了我们一段短暂时期的宣传。尽管古今中外恐怕从来就没有过真正人人平等的历史，可我们国家毕竟有过工人农民名义上扬眉吐气的时候。现在人们的观念毕竟比五六十年代有了很大的长劲，根本不在乎谁从事什么职业了，钱，作为了受不受人尊重的唯一标准，现在不是就有“笑贫不笑娼”一说吗？在我们读书的时候，科学家、作家在我们眼中的地位是很高的。现在谁将科学家和作家当回事呀？说穿了，也因为绝大部分科学家尤其是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科学家的个人收入有时还不及一名小个体户老板，人们也就用不着对科学家投去太尊重的目光。没挂半点行政职务的作家就更惨了，浅薄至极的势利眼根本不会将他们当回事。就连官场，同是科局级干部，见了财政局长税务局长你不尊重不行。而对文化局长点那么一下头，也只是礼节而已，骨子里恐怕并不太将他当回事的。反正你手里要有那么点人事调动权、财权物权什么的，才能得到很多人的尊重。现在的人实际得简直让人寒心。
巴金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告诫人们：我们思想战线最紧要的任务还是反封建。等级森严，应该是封建社会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我们现在的等级制度比之建国初期，的确够完善的了。有了这森严的等级制度，就有了清清楚楚的上下尊卑。那么，上对下就不必尊重，贵对贱也不必尊重。
推而广之，就连普普通通的工人农民乃至引车卖浆者流，谁比谁每月多几元钱工资，就狗眼看人低。记得我才参加工作时，每月比省属厂矿的人就少六七元工资，人家就不太将我们市属厂矿的人放在眼里。我有时在想，周恩来为什么那样受人拥戴，根本原因恐怕就是他懂得尊重人，尊重每一个人。周恩来记忆力特好，他几乎能记住每一个他见过的人，包括普普通通的工人农民。记忆不凡是一个方面，但如果他不懂得尊重每一个人，他就不可能记住普通工人农民的名字。可惜，自古至今 ，像周恩来那样的官员凤毛麟角。更多官员连老百姓的生命都不放在眼里，压根就没想过老百姓的人格尊严，甚至根本就不知道老百姓也有人格尊严。
尊重每一个人，是现代文明最首先的标志。我们很多人在物质享受上甚至比发达国家还发达国家了，可在文明程度上，却老在中世纪里徘徊。我们的好些董事长总经理和政府官员，穿着打扮气度派头好像挺现代的，骨子里却与地主老财封建官僚没什么不同，还没有多少现代意识，就如清末民初一些人流着长辫子穿西装那样，总有点不伦不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