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会办呈上学生手册，突然大声说：“回大帅，今日有革命党起事。”这是个暗号。恩铭刚问了句“徐会办从何得此信”陈伯平扔上来一个炸弹，但没有爆炸。
虽然一直不断有人向恩铭密告徐锡麟是革命党，我认为恩铭也一直不会太相信这种说法：如果造反是为了功名富贵，那么一个三十五岁的二品大员、受巡抚信用的红道台有什么必要造反呢？在1907年之前，像徐锡麟这样的身份，同情、容放革命的人或可一见，自己参加革党的闻所未闻，更何况自己待徐不可谓不厚，以中国传统伦理而言，此人岂有刺我之理？
此刻容不得他不信了，徐锡麟一面说着“大帅勿忧，这个革命党，职道终当为大帅拿到”一面掏出了双枪。可是，徐锡麟是个大近视，距离这么近，他居然看不清恩铭的要害，持枪乱放一气，恩铭身中七弹，嘴唇、左手掌心、腰、左右腿都受了伤，但无一致命。徐锡麟子弹打完了，跑进内室装子弹，手下的巡捕背起恩铭往外跑，陈伯平追上来放了一枪“自尾闾上穿心际”这一枪要了恩铭的命。
徐锡麟装好子弹冲出来，发现恩铭已经不见了，只剩藩台冯煦还呆呆在站在堂上，似乎没回过神来。徐锡麟推了他一把：“冯大人你快走，不关你的事。”冯煦急急忙忙跑了。徐锡麟又去找毓秀，也已经踪影全无。
以下的进程充分说明，这场起义的筹备里有多少昏招。徐锡麟抓住了顾松，问他如何知晓自己是革命党的秘密，顾松说，日本方面给会办的信都是用胶水粘的，有几封因为受潮，封口裂开了，我偷看了信，知道会办是革命党——就算信封胶水受潮无法可想，秘密信件就不能整点密语隐文吗？连一个收支委员都能看懂。这是昏招一。
徐锡麟没有告诉学生今日要起义，只是派了一个人守住门口不让学生走，觉得刺杀恩铭后，一呼百应，自然学生们就会揭竿而起。他没想到枪声一响，场面大乱，一个人怎么拦得住汹涌的人流？大部分学生都随着省里官吏跑掉了。这是昏招二。
谁都知道起义首要夺取军械，但徐锡麟并没有派人（估计也无人可用）事先控制军械所负责人，结果负责人带着钥匙跑掉了，巡警学堂学生虽然占领了军械所，地下室弹药库打不开，能找到的枪弹互相不配合，战炮上也缺少机铁。这是昏招三。
徐锡麟倒是想到了派学生去跟六十一标的官兵联络，请他们进城来领子弹，共同举事，但这人明显派出太晚，占领军械所之后才出发，此时安庆四门紧闭，禁止行人往来，信根本送不出城去。这是昏招四。
徐锡麟在军械所遇到了安庆巡防营统领刘利贞，未带军队，徐对刘说：“你是汉人，我们推翻满清是民族革命，你应当协助，现在请你到电报局去监视电报机，不准人向外发电报，起义成功之后，你自然有大官做。”刘利贞答应着走了。刘回去后立刻反水，组织巡防营向军械所冲锋，徐锡麟等无枪无人，力战被擒。这是昏招五。
陶成章说徐锡麟“动与人忤，然性慈爱人”真是没有说错。他不杀冯煦，轻信刘利贞，战事不利，陈伯平提议焚毁军械所，与清兵同归于尽，他认为这样会导致安庆城“玉石俱焚”看来，徐锡麟从事暗杀尚可算人才，领导起义，难称合格。
此人自然极是汉子，在供词中承担了全部罪责：“众学生程度太低，均无一可用之者，均不知情。你们杀我好了，将我心剖了，两手两足断了，全身碎了，不要冤杀学生，是我逼偪他去的。”别人问他是不是受孙文指使，他坚持“我与孙文宗旨不同，他亦不配使我行刺”
面对伦理方面的指控，徐锡麟说出了惊世骇世的一段话：“尔等言抚台是好官，待我甚厚，但我既以排满为宗旨，即不能问其人之好坏，至于抚台厚我，系属个人私恩；我杀抚台，乃是排满公理。”清末革命，以排满为号召者不少，但真正信仰“排满”的不多，像徐锡麟这样坚持“杀尽满人，自然汉人强盛，再图立宪未迟”的极端主义者，就更少了。他是在以种族规则为旗，与世俗伦理作战。
伦理反过来要惩罚他。恩铭的夫人希望按照“张文祥刺马”的逆伦案例，将凶手剜心后再斩首。如果是别的家眷，也不见得有人理会。但恩铭夫人是庆亲王奕劻之女，有司不敢不重视她的要求。藩司冯煦念及徐锡麟的活命之恩，暗中指使刽子手先杀人再剜心。也有记载说要让徐锡麟先死，动刀又易为人所觉，于是先“将阴囊击碎”再取出心脏，被恩铭的卫兵炒食殆尽。
徐锡麟惨烈的死法，与秋瑾的被处斩一道，为上海中外报刊大肆报道。虐杀与杀女人，是西方现代文明中最不能容忍的做法。清廷在丁未年一役大大失分，为四年后的崩盘埋下了伏笔。
行刑前，循例为死囚摄影一张以备案，拍完，徐锡麟说：“面无笑容，怎么留示后世？再拍一张！”但不笑的，笑的相片，都没有能留下来。
外来的和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