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船杀吏与三不欺

类别:其他小说       作者:黛绿美人     书名:黛绿美人文集
    唐宋以降,建都北方的王朝,粮草严重倚赖经济发达的南方。船运便成了历朝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督办船务悉委以能臣干吏。
    唐朝著名财政家刘晏采用宽抚政策管理造船,对造船工匠待遇从优,高薪养廉。他造船只求质量、不计成本,别人告诉他工匠们有猫腻,他一笑置之,不予深究。但据跟踪调查,他造的船使用寿命达五、六十年以上,比普通船只服役期高出三倍。一只船的成本,再大也不会超出三只船的费用,不仅如此,使用坚固的船只运粮,也大大降低了损耗,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这就是刘晏仁厚管理法的高明之处。
    不过,刘晏的方法虽妙,但也不是什么时候都管用的,据北宋的东轩笔录记载,欧阳修的至交徐元,初任运判官,负责水运造船,发现造船用钉申报量有很大的虚假,但苦于没有证据,屡禁不止。一天,徐元亲临造船工地,下令拖出一艘新船,当众付之一炬,从灰烬中捡出钉子过秤。结果,每艘官船的用钉量只有申报量的十分之一。徐元当即惩戒船坊主,并重新核定每艘船的用钉量。从此工匠们再也不敢偷工减料。
    古人总结管理经验,有“三不欺”之说:“仁者,人不忍欺;智者,人不能欺;勇者人不敢欺。”
    刘晏和徐元,都是管理长才,他们的管理方法迥异,但都能造出好船来。刘晏造船,当得一个“仁”字,但“仁”字法需要管理者有大智慧、大谋略,非常人轻易能为之,这一方法只能作为高标垂范,决不能作为通则被复制;徐元烧船当得一个“智”字“智”字法,相对较容易,它需要管理者作风正派,业务精熟,头脑活络,善于抓住问题的要害。“智”字经,对管理者来说,还是值得下功夫悟一悟的。
    “仁”、“智”相较,取其“智”从本质上讲,这不是“取法乎上”的做法,仅是通融取便而已。管理中运用“智”弊端在于灵活有余,刚性不足。表现在具体工作中,则为明哲保身“事不关已,高高挂起”待人接物,无原则性,尚和稀泥。管理者要想克服“智”的不足,我以为必须杂以“勇”智勇双全,差可拟之于“仁”
    日前翻检宋人罗大经的鹤林玉露,其中载有名臣张咏的事迹:“张乖崖为崇阳令,一吏自库中出,视其鬓旁巾下有一钱,诘之,乃库中也。乖崖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钱何足道,乃杖我耶?尔能杖我,不能斩我也!’乖崖援笔判曰:‘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据木断,水滴石穿!’自仗剑下阶斩其首。”
    且不论这位自称“乖则违众,崖不利物”的张公怎样的独断专行、目无法纪,但就其承五代之乱的历史背景来看,不施重典,何以治众?难怪罗大经要啧啧赞曰:“乖崖此击,非为一钱之故,其意深长,其事伟矣。”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北宋仁宗时期,士大夫的议论甚至将张咏与赵普、寇准并列,认为是宋兴以来功绩最大的三位名臣。
    张乖崖的成功,在于他深谙管理工作的“勇”字诀。解决屡查屡犯的常见顽症,就需要果敢坚决、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死在乖崖剑下的小吏,单就个体而言,固然有点冤,一钱之过,罪不当诛,但放到管理工作的全局来看,防微杜渐是十分必要的,对于那些吊儿郎当、以为小过错多犯犯,无伤大雅、甚至“其奈我何”的人,是需要下猛药、重药的。佛家有云:“不施霹雳手段,难显菩萨心肠”“勇”字经真谛在此!
    “仁”能营造一个积极、和谐、富有活力的工作环境;“智”能排解工作中的疑难杂症,理清思路,使工作井然有序;“勇”能及时纠偏拾遗,使规范、措施落实到实处。
    对一个管理者来说,深刻地体会和运用仁、智、勇三字经,一定是大有裨益的。